根据近代日本医学社会史，鲁迅所一再表达的“日本维新是多半发端于西方医学”的观点，其实更准确的含义应该是：日本维新发端于西方医学的重要派生物−“卫生现代性”。从个体医学、临床救治层面而言，医学对于民族的现代转型，确实正如鲁迅所看到的那样未必有多大立竿见影的意义。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但是从群体医学及其重要派生物“卫生现代性”角度，医学却在生命政治层面对于民族的现代转型意义重大。晚清“医学救国”论述对医学、“卫生”的理解一直停留于个体健康管理的层面，受此影响，加上自身“掊物质而张灵明，任个人而排众数”的个性主义思想，青年鲁迅忽略或无法认同明治日本式的“卫生现代性”，因为后者意味着将最具个人性的身体国有化、制度化。否则，从民族救亡角度而言，他的弃医从文就没有逻辑的必然性。

从记录民族生活史、经验史的角度而言，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。王安忆《天香》正是一部以“天香园绣”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。《天香》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，而是据此梳理、建构出一脉以“女织”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，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。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，不如说是被发明、建构起来的，在这过程中，一些经验被强调、夸大，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、省略、修改。那么，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这是《天香》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；再者，《天香》以女性为经验主体、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，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，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。这是《天香》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。